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、中央各部门、省、市、地、县、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，以及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，共7000余人，因此也被称为——“七千人大会”。
此次会议旨在反思“大跃进”以来工作中的失误，各地省级主官逐一对照自身工作开展检讨。大多数省委书记的检讨均获得与会代表的认可、顺利过关，唯独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，在一番深刻检讨之后，全场干部仍直言不满意，成为整场大会唯一检讨没有过关的省委书记。
2月9日，即大会结束2天后，中央便作出决定，将曾希圣调离安徽。这位一生功过交织、敢闯敢拼的老革命者，自此告别了奋斗十余载的江淮大地。
说起曾希圣同志，很多读者应该都不陌生。他早年历经烽火考验，是我党难得的军政全才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曾希圣领导中央军委二局，破译了敌人大量的密电，为中央苏区红军历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以及后来的万里长征，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。
长征结束后，教员曾这样高度评价军委二局：没有二局，长征是难以想象的；有了二局，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。关于这一点，相信看过电影《四渡赤水》或最近刚上映的《四渡》的读者，应该都深有体会。
1942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曾希圣临危受命筹建新四军第七师，在敌伪顽的包围中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，同时发动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。抗战胜利后，第七师从原来不到2000人的队伍发展到了3万多人，解放区面积高达15万平方公里，比现在辽宁省的陆地面积还大。
建国后，中央领导同志一致选定曾希圣出任安徽省委书记。上任后，曾希圣牵头根治淮河、修建佛子岭水库，并扶持黄梅戏、广纳各地技术人才，推出农业“三改”增产举措，一度获教员“搞生产力的农业专家”的评价。
“三改”增产措施的推出，使安徽全省在195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27亿斤，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，安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。
然而，在“大跃进”的浪潮中，急于改变安徽贫困面貌的曾希圣却“头脑过热”，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浮夸口号。比如当时的《安徽日报》就刊登了这样一则通栏标题：“端起巢湖当水瓢，哪方干旱哪方浇。”教员还因此批评过他。
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，全省许多地方强制推行高指标、高征购，加上其工作作风独断，压制了基层的真实声音，造成农业大幅减产、群众生活陷入绝境。
在察觉到危机后，曾希圣主动辞去了兼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，回到安徽寻找破局之路。
1961年，他率先试点、全省推广“责任田”，把生产任务落实到户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当年粮食大幅增产，总产量实际达到了900多万吨，缓解了饥荒问题，但这也为他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的遭遇埋下了伏笔。
会议后期，多封来自安徽的信件反映：省委长期掩盖灾情、党内缺乏民主，基层干部有苦无处诉说。于是，中央决定延长会期，开设“出气会”，并由刘少奇同志定点参与安徽组的讨论，直面省内积存的各类矛盾。
在安徽组会议上，刘少奇同志接连发问，直指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、农业减产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等核心问题，追问错误根源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工作失误？会场气氛骤然凝重，与会者无不为之震动。
2月3日下午，经过三天半的集中座谈，曾希圣与省长黄岩先后作了书面检讨。在检讨中，曾希圣坦诚剖析了自身的四大问题：
一、对中央的指示，没有认真研究，不求甚解，贯彻不力；
二、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；
三、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，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有搞好；
四、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，不以平等态度待人。
以上这些问题，最终酿成了农村非正常死亡、生产遭受重创的严重后果。同时他也承认，1959年至1960年安徽农村的困难，人为工作失误是主要原因，“教训是非常沉痛的”。
检讨完毕，刘少奇同志当场询问安徽参会代表是否满意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全场竟异口同声的回答：“不满意！”
众人纷纷控诉他长期压制真话、隐瞒灾情，即便推行“责任田”有效增产，也无法抵消此前激进政策带来的巨大损失。
接着，刘少奇同志明确表态：安徽问题核心在省委，省委问题根源在曾希圣，并要求所有人放下顾虑、讲透实情。
2月7日大会正式落幕，但安徽的问题仍没有解决，安徽代表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。
2月9日，刘少奇同志第三次来到安徽组，宣读了中央的决定：中央接受曾希圣主动调离安徽的请求，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，由李葆华（李大钊之子）同志接任。
之后，曾希圣被调到上海，专职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，长期没有实质分管工作，实际处于“赋闲”状态。直到1965年后，他才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，重新投入地方建设。
1966年“特殊时期”开始后，曾希圣遭到了严重的冲击，身心受到巨大摧残。但即便重病缠身，他仍始终牵挂农业生产与百姓生计。1968年7月15日，曾希圣在北京病逝，享年66岁。10年后，即1978年7月18日，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会，为他平反昭雪。
曾希圣是一位极具探索精神的实干家：革命战争年代，他在情报获取、根据地建设上立下了不朽功勋；主政安徽时期，他治淮兴水利、发展地方文教工业，夯实了安徽发展的根基；在危难之际，他又大胆试行“责任田”，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探索者。但同时，他也因急躁冒进、作风专断犯下了严重的历史错误，在“七千人大会上”承受了对应的组织处理。
1978年后，中央为曾希圣彻底平反，客观公正评价其革命生涯，而他当年推行的责任田实践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并以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形式在农村推广，以此拉开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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